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虽然范缜及其《神灭论》确实具有捍卫儒家正统的作用，但无论是从民族精神之展开还是认知之深入的角度看，则其所起的作用实际上却是消极的，尤其是当范缜通过形神相即形质神用既坚持以形统神又坚持以形灭神时，作为人生超越追求之代表的神识之说也就完全消解于现实生活的是是非非中了。

乃知高宗平日常防秦之为逆。秦桧初相第二天即绍兴元年(1131)八月戊子，高宗就下诏追赠程颐，称其高明自得之学，可信而无疑⑧。

尔其勉修术业，益励猷为，一德一心，以共赴亨嘉之会，用丕承我祖宗之大训，顾不善欤。②《孟子赞》曰：战国之时，游说纷起。(12)胡寅：《先公行状》，载《崇正辩·斐然集》(下)，第553页。胡安国沿袭这一观点，亦说：兴晋者桑维翰也，亡晋者景延广也(46)。其三则溺也，单伯也，庆父仅一出也，迭将而无专属也。

徒以抑强臣为春秋之大法乎？故以知胡氏之说，宋人之陋习也。不是与士大夫治天下吗？可士大夫又是些什么人呢？峩冠长佩，容与于天下，贤者建宫墙以论道，其次饰亭榭以冶游，其下攘民财以自润。(《顾炎武全集》第1册，第159页) 甚至在解释《易经》之数的问题上，仍然运用基于观察上的推理，炎武引苏轼《易论》曰： 九为老阳而七为少阳，六为老阴而八为少阴，此四数者天下莫知其所为如此者也。

关 键 词：顾炎武  宋学  《五经同异》 从宋明理学到清代考据学，这是近世中国哲学的重大转型，清儒自己称之为宋学与汉学的区别。……夫阴阳之有老少，此未尝见于他书也，而见于《易》。秦取三晋而后灭燕、齐，苻氏取晋阳而后灭燕，宇文氏取晋阳而后灭齐。此外，对于近世中国哲学的这一重大转型的性质，学界或以为是基于宋学之反动的学术断裂，或以为是基于宋学之内在理路的学术延异，解释与论证都具有合理性。

黄震曰： 夫子以行道救世为心，而时不我与，方与二三子私相讲明于寂寞之滨，乃忽闻曾皙浴沂咏归之言，若有得其浮海居夷之意，故不觉喟然而叹。(同上，第149页) 考据之学以证据为重，而诠释之学以合乎情理为本，以三百八十四爻为案例来帮助理解复杂的日常生活，其方法显然已非狭义的知识考证，而属于广义的知识应用。

总之，在制度层面，顾炎武表现出巨大的兴趣，他对宋学在此领域的成就予以关注与吸取。下治子孙，旁治族属，亲亲之道也。《五经同异》是顾炎武辑录宋、元、明以及清初诸儒论述经学相关问题的纂辑体著述，反映了顾炎武在论学旨趣、内容、方法上对宋学的取舍，以及他为清代考据学所奠定的哲学基础。山崖之间，往往衔螺蚌之壳及石子，横亘石壁如带，谓必昔之海滨，今东距海已千里。

顾炎武对此同样不能接受，而将人心-道心问题从经典上剥离。(《顾炎武全集》第1册，第300-301页) 黄震的解读是否符合《论语》本旨，自然是可以讨论的。这也许正是顾炎武重视制度的认识根源，而这一认识与宋学是有关的。孔门未有专用心于内之说也，用心于内，近世禅学之说耳。

比如朱熹在处理《书经》时，其治学态度与方法非常清楚地呈现出来，而这正为炎武所认同，他在朱文公书临漳所刊书经后一条中引录： 汉儒以伏生之《书》为今文，而谓安国之《书》为古文，以今考之，则今文多艰涩，而古文反平易。欲知天之无闰，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是也。

而且，炎武之重视制度，并不是静态地理解制度，而是接受宋儒关于制度存在变迁的观点。宋学研究《易经》有义理与象数之分，从炎武有关《易经》的数条所引，可知他取义理而舍象数，究其根由，亦是象数之学在方法上容易穿凿附会，在效用上偏离日用常行。

……又谓知者未能无意，窃疑此亦佛氏绝意念之说。由下文的具体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顾炎武辑录的经说，围绕着论学旨趣、论学内容、论学方法，三者不仅在形态上构成了完整的系统，更重要的是在立场、观念与方法上呈现出了高度的统一性。伊川言理，而理者人心之所同，今读其传，犂然即与妙合。取的是平实一路，舍的是玄远之说。《五经同异》三卷，是顾炎武辑录宋、元、明以及清初诸儒论述经学相关问题的纂辑体著述，共95条，其中上卷《易》7条、《书》30条，中卷《诗》5条、《春秋》12条，下卷《礼》27条，附《大学》1条、《中庸》1条、《论语》12条。……吾以是知六典之法，至太平而后备，非用六典能致太平也。

炎武摘引朱熹曰： 《春秋》大旨：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霸而已。而与江藩针锋相对，专撰《汉学商兑》为宋学辩的方东树，却大不以为然，视顾炎武为得汉学之精，而宋学之粗者也(《汉学商兑》卷上，第260页)。

相形之下，《五经同异》是直接围绕着儒学的整个经典系统的论说辑录，在材料上涉及整个五经，单列《大学》《中庸》，并包括《论语》，材料的完整性毋须赘述。穷理而精，则可修己治人，有补当世。

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校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顾炎武全集》第21册，第109页)，将朱熹与后世理学作了切割。宋学的兴起与展开，从疑传、疑经到说经，甚至拟经，在诠释儒家经典方面可谓思想解放，论说纷呈。

且天地同流，惟尧、舜可以当之。但如果比较《五经同异》与《日知录》论说经学的部分，可以明确《五经同异》属于《日知录》论说经学部分的前期研究。毫无疑问，对于宋学中的心学一脉，炎武是完全舍弃的，前文已有述及。学数者倘不明理，必至舍人而言天，此宜审所当务者也。

但黄震所言，亦足以说明宋学中确有遗落世事、陷于谈禅的显相。又论其所以不可知者如此，使读者姑务沉潜反复乎其所易，而不必穿凿傅会于其所难者云。

天下无二尊，是正道也。而郑玄、虞翻之流，穿凿附会，象既支离，理滋晦蚀。

在唐顺之读春秋条中，炎武摘录： 《春秋》，王道也。未必皆其竭心思、法圣智，以遗子孙，而欲其万世守之者也。

此条以沈括为例指出错误，显然不是否定观物推理的方法，而是为了说明基于观察上的推理需要审慎、合理。事实上，关于制度的重要性，顾炎武可以说完全接受朱熹的看法，他在三礼条中，引朱熹《乞修三礼札子》语：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但如进一步追问，顾炎武是否完全认同与传承朱子学？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否则顾炎武就不能被论定为清代学术的开山。……若夫七八九六，此乃取以为识，而非其义之所在，不可以强为之说也。

清代考据学取汉学舍宋学，而顾炎武为其开山，但顾炎武对于宋学的取舍，实有待分疏。独曾子之学，专用心于内，故传之无弊。

盖其所感者深矣，所与虽点，而所以欢者岂惟与点哉。儒学的立场在养老慈幼之政，而不在一己之优游林下、隐居放言

内容提要：宋明理学延异或反动为清代考据学是近世中国哲学的重大转型。如《易》所该，其果极于此乎？若三百八十四事不足以尽之，则一爻之用不止于一事明矣。